2 历史写于神意不及之处
又名：生活使人无力摸鱼
启蒙运动时代，社会这个概念取代了宗教，成为了“秩序的终极基础”，但对终极现实的再现方法又非常不同，表现的不是不可知的神人同性（anthropomorphic）的意志，而是由复杂的“人类关系的相互依存”组成的混合物。之所以“社会”这个概念模糊又难解，是因为其身上仍有神意的痕迹。
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在著作《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中探讨了应如何将历史学与社会学进行结合，他选取的入手点是时间观念。
他认为，“主流”社会学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两类时间概念分别是“目的论时间性（temporality）”和“实验性时间性”。目的论时间性指将历史视为某种宏大、决定性而不可见的“社会发展内在逻辑”的时间性表现，其中“内在逻辑”是不为人知的长期因果力量，它决定了社会一定会朝某个方向发展，而特定的事件只是通往那个目的的过程中的表现（p78）。其中代表案例是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研究，又被他本人称之为“社会天文学”，意在将“社会规律”与物理学定律类比，并假定它拥有和物理定律一样适用于宇宙中任何时间、地点的确定性。然而，这种时间观念忽视了人类可以理解、并通过行动改变自己身处其中的结构（p82）。又如蒂利对法国两个地区不同革命态势的研究中将两个相邻区域认定为“处于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但实际上，两者间的差别是根植于地理环境、农业生产和地方习俗的、自中世纪以来长期形成的特征（p83-84）。这两类误判很容易出现在以“现代化研究”名义出现的各类著作里。
实验性时间性指选取同类历史现象中的几个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并得出关于社会机制、成因等结论（p85）。其中代表案例是斯考切波分析法国、俄国、中国等地的革命并试图概括“革命模型”的研究，休厄尔认为，这一“对比实验”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要求几个不同观察对象必须独立（相互之间没有彼此参考、借鉴、影响）且对等（环境带来的影响相同），而发生在不同国家、地区、年代的历史事件通常不满足、也几乎不可能满足这两点（p88-89）。因此，通过“对比实验”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也是偏颇或过度概括的。
指出以上两种时间观念存在的问题后，休厄尔提出第三种“事件性时间性”， 也就是承认历史中偶然的、在特定时间和区域发生的“事件”（event）的效力。他认为社会生活是由无数事情（happening）和社会行动中人与群体的交往组成的，也就是说，较早发生的事件会影响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潜在结果，而非它们彼此之间独立；事件不仅能促成某些特定的结果，还将造成不同历史时期内事情发生的“逻辑”不同；偶然的、突发的事件不仅改变社会关系的表层，还包括让任何现有结构变形并产生新结构，更重要的是，这种涉及核心或深层社会关系的改变同样不一定有规律可言（p93-95）。
关于如何将这样的事件性时间观念同社会学研究相结合，他认为主要应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应该强调时机、人格、选择和偶然事件中的结构性限制，例如研究法国工人起义时，应当注意到“阶级”可能在非常基础的层面上影响行动者立场的倾向；另一方面，事件性层面的分析最终仍然服务于展现宏观社会结构的机制如何被转化为意识的形式，以及展现集体行动是如何可能的（p99）。
这一类事件性社会学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它们在好几个根本问题上质疑了社会科学领域对“科学”理念的无上推崇：对社会法则的伟大探索是虚幻的，不管探索的是关于所有社会的永恒真理、有限的历史时期中无可避免的趋势、还是社会现象中特定阶层遵循的法则。它表明，社会进程自身是偶然、不连续和不确定的，要完全避免反复无常的地方性社会进程与细小改变对长时间的大型社会进程进行改变——有时是根本改变——绝无可能（p103）。神意最终无处可寻，不可被化约为公式与模型的一连串事件，无数男男女女利用规则或突发奇想、试图改变世界或仅为满足欲望的一切行为，共同造就了人类历史异彩纷呈的、唯一真实的答案。
在第九章中，作者运用这种视角分析了19世纪马赛码头工人的兴衰，并致力于借这个例子回应更上一层的、应采取何种态度研究19世纪劳工史的问题。他的核心思想是，尽管“追逐利润”是资本主义永恒且唯一的目标，但它带来的不是流畅、稳定的“进步性”历史变迁，如同许多采取初级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开展的劳工史研究所展现的那样；相反，普遍存在的是细分后的行业加速过程，连带着带来了劳动力混合发展，即新兴“先进”部门（e.g. 蒸汽动力驱动下的远洋贸易）和相对落后的基础部门（e.g. 旧时代码头工人行会制度）间往往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共同命运（p273）。
所以，更可取的态度是追问经济轨道和工作经验相差甚远的不同工种工人各自如何转向左派，而不是试图套用某些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型，例如寻找“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普遍存在的证据。在我看来更重要的一点是，马赛码头工人的案例证明，“工人阶级斗争”实际上很可能是社会常规、经济变化、政治话语转型、国家结构变化、知名人物影响等诸多因素促成的“短暂而脆弱的成就”，而不是历史进步论者眼中必然和自然的产物（p309）。
总体而言，我认为本书最主要的优点之一是论证逻辑极其清晰。书中第1章介绍写作主旨和学术关照，第2-5章主要用于探讨和改进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第6-9章利用经过明确的概念开展具体分析，第10章总结并回答全书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学应如何避免“过分重视自然科学模式”，发展一种切合人类社会实际的、阐释性的、同时依然是科学的世界观与研究思路（p14-15；p361-362）。每个章节内部则做到了首尾呼应、层次清楚，使得尽管讨论涉及多个不同的方面且援引了大量围绕不同历史事件的研究，仍然能让读者对主旨思想和论证脉络有清晰把握，不至于迷失在庞杂内容中。
另外，通观全书，无论是分析时间性、结构还是文化，作者采取的主要方法都是首先澄清看似不言自明的常用概念有哪些定义模糊之处，进而从阐释主义角度出发，通过补充、改进，建立起一套他认为更精准的概念体系。
例如，在结构的问题上，他主张人类行为（施为）并非与结构对立，而是构成结构的要素之一，因为结构允许人们拥有有关图式（规则）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展现（inform）出特定的社会生活形式，并使用人力与非人力资源进行协调性或干预性行动；与此同时，施为本身又建立在结构的基础上，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丰富多变（p134-136）。在文化的问题上，他强调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范畴应被理解为系统与实践的辩证，它具有较高的自治水平，然而内部连贯性却很薄弱，所以容易在实践中发生转变，而不是经典民族学研究主张的“完美而连贯的整体”（p159-160）。
这些批判性讨论都因有针对性、逻辑自洽、证据充分而非常有说服力，虽然他的研究观念与方法未必一定是最好的，但对术语实质内容保持敏感性并追求精确定义的精神非常值得学习，这是让论点有说服力的基础。
不过我同时也认为，就我能理解到的、本书希望表达的核心主旨而言，并不是（至少对我来说）非常新颖的东西。这本书的核心主张是，社会学研究者应当时刻保持一种对事件发生时的历史时期、区域地理环境、地方历史文化背景、特定行动者的生活轨迹等因素的敏感性，并将社会生活视为“符号实践”与“建成环境”持续相互影响的整体来理解（p358-360）。
然而，如果将这两条概括为本书主要观点，就不可避免地让我联想起了“历史唯物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等耳熟能详的表述。虽然它们并不都来自马恩原作，但至少可以说明，最迟到苏联编写简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这类观点就已经能以理论形式存在。那么在我们已经接受过此类观点的情况下，这本书带来的本质突破自然就没有那么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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